【原文】
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贾谊请改正朔（历法）、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斯其时矣。鲁两生百年而后兴之说谬矣。虽然，抑岂如谊之请遽兴之而遂足以兴邪？武帝固兴之矣，唐玄宗欲兴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兴之矣。文帝从谊之请，而一旦有事于制作，不保其无以异于彼也。于是而兴与不兴交错，以凋丧礼乐，而先王中和之极遂斩（断绝）于中夏（华夏）。
【译文】
汉朝建立后，直到文帝时期天下才完全安定。贾谊请求改订历法、更换服色、制定官名、兴礼作乐，此时正是合适的时机。那两名鲁国儒生主张等到百年以后再兴礼作乐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这样，如果要按照贾谊的建议立即兴礼作乐，难道就能很快兴得起吗？汉武帝固然兴礼作乐了，唐玄宗也想兴礼作乐，连北魏、北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和宋代奸相蔡京都想兴礼作乐，但却未必能取得成功。如果汉文帝接受贾谊的请求，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制礼作乐，其结果难保不和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案例一样。于是兴礼乐与不兴礼乐交错相杂，礼乐制度渐渐凋落丧失，而先王的中和之道就在华夏渐渐断绝了。
【原文】
夫谊而诚欲兴也，当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贤，导之以中和之德，正之于非僻之萌，养之以学问之功，广之以仁义之化，使涵泳于义理之深。则天时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简，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斁（败坏），而礼乐之必兴；怵（chu恐惧）惕而不安于其心，若倦于游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于耳目之间，而迫欲遇之。则以文从质，以事从心，审律吕于铢絫之间，考登降于周旋之际，一出其性之所安，学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历岁年而灿然明备矣。谊之不劝以学而劝以事，则亦诏相工瞽之末节，方且行焉而跛倚（偏倚），闻焉而倦卧，情文不相生，焉足以兴？故文帝之谦让，诚有歉于此也，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诬者也。礼乐不待兴于百年，抑不可遽兴于一日，无他，惟其学而已矣。
【译文】
贾谊确实是诚心想兴礼乐的，他处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利用汉文帝的贤能，用中和的品德来引导他，在他萌生邪恶的念头时及时加以矫正，用学问的功夫来滋养他，用仁义感化来拓宽他的胸怀，使他沉浸在义理的精深奥妙之中。如此一来，则天时不可以违逆，所以历法一定要更改；人事不可以简陋，所以车马、祭牲的颜色和官名必须要精心制定；至高的德行不容败坏，所以必须兴礼作乐。由于恐惧和警惕，他的内心时常不安，就如同游子厌倦漂泊而想要返回故乡一样。况且有大美的礼容、极度和谐的音乐，仿佛就在耳目之间，因而急切地想遇到它。如此则以外在的文来跟从内在的质，以具体行动来服从于心，在非常精细的尺度上考订音律，在周旋进退之间考订登阶下阶的礼仪细节，完全出于其性情的安然于此、学问的深厚积累，以此来革除旧弊，创立新制，用不了一年就可以卓有成效，纲纪法度都变得明确完备。贾谊不劝文帝先修学问，却劝其先做具体的事情，这也是属于诏相、乐工之类的人负责的细枝末节，刚要行动便有所偏倚，令人听到就疲倦地卧在床上，内容与形式不能共生，礼乐怎么能够兴起呢？所以，文帝的谦让，实在是由于在学问这方面有所欠缺，他宁愿自身继续努力也不容许自欺欺人。礼乐不可以等到百年以后再兴起，但是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迅速兴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受到学识的局限而已。
【原文】
或曰：成王幼冲（幼小），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礼，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迨其后成王日就月将而缉熙于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惭。谊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黄、老之心行中和之矩范，自顾其不类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终日乎？
【译文】
有人说："周成王年龄幼小，德行还未成而周公就迅速制定了宗庙祭祀的整套礼仪，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是周公自己制定的，而不是成王本人能够制定的。等到后来，成王不断地学习，日日有所收获，月月有所进步，从而达到光明的境界后，仍然继续使用周公所制定的礼仪制度，没有丝毫感到不满意。贾谊本来就不是周公，即使他的能力和德行能比得上周公，而汉文帝以信奉黄、老之道的心来推行儒家中和之道的规范，自己就会深感不伦不类而想要放弃它，又怎么能够整天坚持贾谊的教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