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挖坑，霸权主义者埋雷
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从根源上解决
苏丹，其实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联合国发布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
作为非洲第三大国家，苏丹拥有188.2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4668万人口，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又扼守国际主要航道红海西岸，基础发展条件堪称雄厚。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战略游戏，它是复杂而残酷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苏丹的人均GDP到2022年也仅有1060美元，被紧紧锁死在全球倒数前二十的行列。
而2011年从苏丹独立出来的南苏丹数据更惨不忍睹，在坐拥丰富石油和农林牧业资源的条件下，人均GDP只有539美元，直接挂在垫底前三。
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还同样出现政局动荡、内斗频发的现象，使得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历史悠久、资源雄厚的国家，如今会变成连非洲平均发展水平都远远跟不上的难兄难弟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形成有裨益的思考，我们就得从问题的源头追溯起。
01
近代至独立时期的苏丹
既然南苏丹是12年前才从苏丹独立出去的，我们在讲述其近现代历程时就以苏丹作为两者的统称，南苏丹则称为苏丹南部，这样才能更全面和清晰地进行分析。
苏丹本土文明的历史其实很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由苏丹原住民努比亚人建立的库施王国，而且是出道即巅峰：
公元前750年，库施国王卡什塔征服上埃及首府底比斯，他的儿子继承遗志又征服了孟菲斯，创造了逆袭并统治埃及文明的上古奇迹，埃及历史中的“黑法老”指的就是这个王朝。
没想到，这竟然就是苏丹文明的历史最高成就，再往后，在纵横欧亚非的各大帝国相继冲击下，苏丹逐渐沉没，国土和人民辗转于人手。
一去紫台连朔漠：库施文明遗址
从16世纪开始，苏丹被纳入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名义上受帝国埃及总督管理。
这就是如今土耳其超级大国梦的根源
由于地处欧亚地理、气候、民族交界，加上大帝国们征战频繁，近代苏丹的种族构成非常复杂，放眼世界都让人叹为观止：
它光传统部族就有600多个，使用着100多种语言。
这些部族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跟随帝国征服而来的阿拉伯人，他们生活在苏丹的北部，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政治和经济上属于主导地位；
第二类，生活在苏丹南方和西南部的非洲土著黑人，比如富尔人、努巴人，富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南方人主要信奉原始拜物教，政治和经济上属于从属地位；
第三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如生活在东北部的贝贾人等，也是信奉伊斯兰教。
这三大族群在人种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传统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各自内部也千差万别，使得治理苏丹绝非一件易事。
在18世纪以前的封建时代，大家基本上还能维持相安无事，因为苏丹北方大河奔流，商贸发达，而南方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只要没有人来欺负，两边日子都可以过得很舒服。
苏丹地形图和明显的气候分界线
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1820年前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因为帝国主义者，他们来了。
这段时期，受废奴主义影响，西方的国际奴隶贸易逐渐转入地下，利润极为丰厚的走私黑人奴隶非法贸易迅速兴起。
于是，在西方奴隶贩子怂恿下，埃及统治者于1820年兴兵南下，于1822年直接占领苏丹，并纵容苏丹北方阿拉伯贵族大肆捕掠南方的黑人，南北种族矛盾开始萌生。
1825年-1835年，苏丹被掳掠为奴的人数从4万人急剧增加到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
到了19世纪中叶，事态又进一步恶化，因为西方列强开始以国家力量进入这片地区。
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得埃及和苏丹在全球地缘、战略及经济上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立即加大与奥斯曼帝国争夺这两个地区的力度。
1873年，英国软硬兼施，促使埃及总督任命英国殖民者戈登——没错，就是我们历史书上那个洋枪队头子——为苏丹总督，联手对苏丹实行严酷统治。
此后，戈登当局不断强行把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部族纳入统治版图，使得苏丹的宗教、民族、阶层矛盾开始迅速激化。
英国歌颂殖民者征服苏丹的旧海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81年1月，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埃暴政武装起义爆发，近代非洲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殖民斗争正式打响。
1885年1月26日，在收复绝大部分国土之后，马赫迪率军攻下喀土穆并击毙戈登，随后建立起苏丹马赫迪王国。
1896年，厉兵秣马的英国人带着大批新式武器卷土重来，于1898年4月攻陷喀土穆，马赫迪的继任者阿卜杜拉率残部继续进行游击战直至战死，马赫迪起义宣告失败。
1899年1月19日，英国和埃及正式签订共管协定，苏丹名义上为两国共管，但实际上由英国独吞，再次丧失独立地位。
19世纪末在埃及的英国军团
此后，英国人又把苏丹西南部的达尔富尔地区强行并入苏丹版图，为日后苏丹民族战争再埋一颗大雷。
那么，完成这些之后，英国人会怎样“管理”这片土地呢？
当然还是熟悉的配方：
制造矛盾、分而治之，就像它在其他殖民地一样。
在英国人统治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现代苏丹的很多内生性、根本性、全局性矛盾被深刻固化并加强，这些矛盾大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
为方便管理，英国人动用法律、行政、文化、经济多种手段，刻意造成苏丹北方和南方之间、北方的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长期严重不均衡，并强化民族、地区间的隔阂，以此保持殖民地内部分裂。
为扩大南北民族矛盾，从1902年起，英国殖民当局把苏丹南方划设为三个行省，逐步策划成立南方武装，同时在文化上废除阿拉伯语官方用语地位，规定英语为南方用语，废除星期五为礼拜日的北方传统，改为英式星期天礼拜日等；
政治上，殖民当局鼓动南方行省不参加北方省长年会，而是自行开会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此制衡北方；
随后，殖民当局又相继颁布《护照和迁徙法》、《禁区法》等法律，到1930年代演变为禁止一切南北经商、行政、军事、婚姻、交流的民族隔离政策，以此切断南北联系。
到了1956年独立时，苏丹南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只有首都三镇的十分之一，赖以为生的灌溉农业发展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0%。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把损人利己发挥到极致的大英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耗光国力之后，毫不意外地迎来了殖民地群起抗争的局面，给全球上演了一出帝国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历史大剧。
1953年，在亚非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下，苏丹各族人民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开始脱离英国管辖。
而不甘心失败的英国临走还要再恶心人一把，把在南亚的那一套做法原原本本复刻到苏丹——
1955年8月，在苏丹正式独立前夕，它把翻盘的最后希望押在挑起内乱上，于是教唆南方发动兵变，大肆袭击北方官员和平民，并以周边国家为通道不断支援南方武装，迫使苏丹自治政府重兵镇压。
旷日持久的第一次苏丹南北内战由此爆发。
如今苏丹地方武装割据的局面，就从这场英国人临别相赠的战争开始埋下祸根。
讲真，就这种国家格局，英国混成如今的局面是真不冤。
1956年1月1日，苏丹共和国就这样无奈地在内战的炮声中宣告成立。
阿扎里升起第一面国旗
至此，现代苏丹走完国族构建的前半段坎坷历程。
02
建国至第二次内战时期
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苏联手把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彻底推下世界霸主位置，非洲局势的主导权由此易手。
从此，限制非洲发展的外部因素也从英法的帝国主义转为美苏的霸权主义。
冷战期间的非洲势力范围变化
我们要怎样快速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霸权主义国家？
很简单，就看它是不是喜欢动用武力威胁、干涉内政和各种制裁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会不会为了自己的额外利益而牺牲别人的应得利益。
举个例子，苏丹建国之后的第五个月，1956年5月7日，美国国务院就给驻苏丹大使发出指示，要求其明确向苏丹政府施压不得与东方阵营建交，并“鼓励苏丹促进埃及与美国的关系、破坏埃及与苏联的关系”等。
这就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
在这种内部矛盾复杂和外部两强争霸因素影响下，苏丹开始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变和内战之路：
1958年11月，独立之后仅不到三年，苏丹便爆发建国后第一次军事政变。
当时的情况是苏丹议会政党、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还要应对一直在打的内战，导致国家建设迟迟无法走上正轨，百废难兴。
于是，宗教政党乌玛党和人民民主党联合倒阁，迫使开国总理阿扎里下台。
倒阁成功后，两党随即就是否站队美国发生分歧。
从苏丹建国伊始，美国政府一直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以提供援助为诱饵明确要求苏丹放弃中立立场、投身美国阵营，否则将有“不利影响”，但是这个要求因为不符合苏丹国家利益而一直被抵制。
1957年4月22日美驻厄立大使访苏丹后的报告
倒阁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看到机会，于是指示驻苏丹使馆加大压力，再次要求苏丹新政府选边站队。
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内部反对选边站队的呼声，双方吵到最后，主张接受美援、实行美式总统制的新总理乌玛党人哈利勒头脑一热，决定兵行险着：
引入军队解决纷争。
现代非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就此发生，而且是亲美力量在美国的施压和默许下开创的这个先例，这个锅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抵赖不掉的。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军事政变成功后，军队不愿因为站队美国而和阿拉伯地区领袖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裂，因此在人民民主党等宗教政党支持下抛弃哈利勒，宣布由陆军司令阿布德牵头组建军政府，继续采取中立立场。
始作俑者哈利勒当场傻眼，而美国政府想武装干涉又怕引起埃及和苏联介入，只能果断抛弃哈利勒，接受这个事实。
像这样迷信美国而又被美国用完即扔的政客，哈利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把这个阶段苏丹发展不佳全归因于美国并不全面，因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美国干涉，也不在于政变。
那是什么呢？
就是生搬硬套的西式政治制度。
在殖民统治的晚期，英国出于引流归一、方便管控的目的，强行给自己的殖民地们套上了议会制的政治制度，只求让殖民地内部吵而不打、自己省心省力，而不管它适不适合殖民地的具体情况。
现在，这套制度仅仅运行不到三年，就证明了自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起步的灵丹妙药。
问题出在哪呢？
就出在它无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在资源极度有限情况下，如何快速凝聚共识、集中力量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难题？
与这个核心诉求相反，毫无传统根基的西式政治制度起到的作用反而往往是放大分歧、分散力量，进而造成宝贵资源的内部消耗，进而拖慢国家起步和发展的步伐，因而绝非最优的政治方案。
果不其然，在随后几年间，阿布德军政府施政照样困难重重，各种问题依旧无解，加上宗教政党盟友坚持要求对南方实行强硬的阿拉伯化政策，内政乱成一锅粥。
1964年10月，军政府在席卷全国的全民抗议浪潮中垮台，苏丹重回议会政治，1958年政变中被推翻的开国总理阿扎里重新上台，当选为苏丹总统。
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换汤不换药，这届议会仍然陷入激烈的宗教、种族、政党、地区矛盾纠缠中，阿扎里和总理之间也冲突不断，使得国家依旧在激流中毫无方向地飘荡，老百姓的生活依旧艰难。
1969年5月，一群不满国家现状的年轻军官在其司令尼迈里带领下，发动苏丹第二次军事政变，推翻阿扎里上台，并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
尼迈里（前左）和卡扎菲（前右）
都是纳赛尔（中）泛阿拉伯主义的忠实信徒
尼迈里上台后，先是集中力量肃整宗教政党和美苏代理人等政治力量，并大力团结中国等东方国家拓宽国际空间，同时探索推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积极缓和南北矛盾，在执政初期取得非常大的成绩。
这是冷战期间苏丹难得的发展时期。
1972年2月，南北双方在埃塞尔比亚首都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同意南方成立自治政府，但武装力量编入政府军，打了17年的第一次内战终于结束。
尼迈里也由此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
和平协议签订后，苏丹解决了心头大患，尼迈里迅速优化经济政策，积极吸引东西方外资发展经济。
1972-1973年，苏丹吸引外资从300万美元飙升到2.27亿美元，投资遍布工业、农业、矿产、交通等领域，南方难民也开始返回家园，南北双方重新互相往来，关系逐渐融洽，可以说整个苏丹百废俱兴。
1973年4月11日，苏丹人民议会通过盼望了二十年的第一部宪法，规定苏丹民主共和国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共和国”，属于“阿拉伯和非洲两个实体的一部分”，全体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和政治平等，同时明确南方享有自治权利，受到全体苏丹人民普遍欢迎。
1973年，尼迈里视察南方受到热烈欢迎
如果照这样的势头，苏丹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
然而，由于苏丹内部各种势力不甘心被压制，频繁勾连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企图制造政变，加上自身基建、产业政策步伐迈得太快和内部对南方和平协议执行不力，又恰逢1973年起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国内外经济困难，尼迈里的施政逐渐出现困难。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苏丹陷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外债高企、边境动乱频发的泥潭。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南方由于内部派系分裂和美苏等外部势力挑唆，也出现了暴力对抗和平协议的苗头，而政府却再无余力调解。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稳固基本盘，尼迈里只能调转方向，重新向北方传统宗教政党势力妥协寻求支持。
1977年，尼迈里总统与此前发动政变未遂逃往利比亚的乌玛党领导人萨迪克·马赫迪实现和解，传统宗教政党再次加入军政府。
走到这一步，尼迈里政府基本就失去改革动能了，对南方重新强势起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整个苏丹又开始变成一个火药桶。
随着南方陆续发现大规模石油资源，苏丹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
1980年初，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在本提乌附近勘探发现首个大型油田，好巧不巧，本提乌偏偏位于苏丹南北分界线稍微偏南，这一下问题就来了：
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南方的地区人民议会拥有南方地区的经济立法权，因此要求该地区举行公决，把石油开采、提炼、出口收益归南方，但急需石油收益来填补国库窟窿的尼迈里政府抓住南方没有出海口这个弱点，要求将石油输往北方，由中央来主导分配。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争吵不下，南方宁愿把石油通过东南边的肯尼亚出口也不愿送到北方，而尼迈里则拍板建设输油管道，把石油送到北方提炼并出口，双方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奇怪”的是，就在尼迈里政府止步不前甚至政策开始向后转之际，美国政府和苏丹的关系却活络了起来——
苏丹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美国是最早一批与之建交的国家，后来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丹和阿拉伯国家集体与美国断交，直到1972年为对抗苏联，双方才又复交。
但是，到了1974年6月，由于苏丹不肯把涉嫌在喀土穆袭击美国使团的巴勒斯坦人交给美国审判，而是转交给埃及，美国随即召回了驻苏丹大使，僵持了几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又突然松口，让大使重新上任。到了1976年初，美国政府甚至不计前嫌，恢复了对苏丹的援助。
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行为这么奇怪呢？
除了要顶住苏联这个阶段的战略扩张，另一个关键变量，就是石油。
受石油危机冲击，这个阶段的美国政府焦头烂额，只能全力寻找中东国家以外的石油来源，于是，具有储油可能的东北非就被纳入重点范畴。
在美国政府大幅软化立场的“配合”下，1975年，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获得尼迈里政府授权，特许在苏丹南方和西南部达尔富尔两块共计51.6万平方公里土地进行勘探开采，直到最后发现上文提到的本提乌大型油田。
为锁定石油，美国政府不顾尼迈里政策的大幅转向，一路追加各种援助，并抛弃自己曾大力支持的南方分离势力。
仅1981年一年，美国政府对苏丹政府的军事援助金额就高达6300万美元，以往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人权”，此时也闭口不谈了。
有了美国的军援，苏丹政府在南方问题上也越来越强势。
1982年底，尼迈里下令南北驻军换防，把南方军队调往北方，然后派北方军队去南方维持秩序、应对游行骚乱。
1983年5月，原政府军上校约翰·加朗率领一部分拒绝北调的南方军人哗变，打响对抗尼迈里的第一枪，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
1983年6月5日，尼迈里颁布总统令，单方面废除曾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和平协议，宣布取消南方自治政府并重划南北分界，将本提乌直接纳入北方范畴。
至此，南北双方全面摊牌。
1983年7月，加朗宣布发起反对尼迈里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组建苏丹人民解放军，开展全面武装斗争。
1983年9月，尼迈里颁布在全国强制实施伊斯兰宗教律法的《九月法令》，重拾对南方实行全面同化的政策。
非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惨烈至极的第二次苏丹内战彻底爆发。
这场战一直打到2005年，造成约190万名南苏丹平民死亡，以及超过4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平民死亡人数为最多的战争之一。
为什么会打得这么惨烈呢？
就因为两强争霸对战局起到极坏的催化作用。
当时正是美苏较量的最后关头，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历史纠葛使得这场内战不再仅限于苏丹南北双方之间的民族战争，而是美苏和周边国家全数卷入的大规模阵营对抗。双方都倾尽火力，以不死不休的态度加入这场战略对决中。
以至于打到后来，即便冷战已经结束，战争还是演变成摧毁对方生产能力和战争潜力的无限制作战，双方针对基础设施、厂矿、平民的军事行动层出不穷。
曾经差一点就能脱离苦海的苏丹，就这样重新跌落内战深渊。
03
第二次内战至南苏丹独立时期
第二次苏丹内战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1990年，此时南方军队士气高涨，始终处于进攻状态，而苏丹政府在1985年、1989年连续发生军事政变，尼迈里、马赫迪相继下台，使得政局和战场双双陷入混乱，到本阶段末，南方几乎全部被苏丹人民解放军控制。
第二阶段：1991年-1994年，南方内部在战后是否留在苏丹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内讧，加上军队思想纪律建设滞后，导致一部分军队临阵调转枪头，猝不及防的加朗独力难支，南方95%以上地区被苏丹政府控制。
第三阶段：1994年-1997年，加朗在南方内部大刀阔斧改革，重新整顿力量稳住阵脚，同时和北方反对巴希尔政府的政治力量结盟，开辟新的政治、军事战线，再一次收复南方大部分地区。
第四阶段：1997年-2001年，这个阶段双方打打停停，都无力继续推进，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由东非六国在1986年成立）协调下，双方展开多轮谈判，最终因苏丹政府无法接受政教分离和南方独立的要求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第五阶段：2001年-2005年，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美国大举介入了。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大规模恐怖袭击，从此“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国家需求，美国政府也不得不直面此前一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难题，想方设法消除中东和北非地区恐怖主义温床。
因此，布什政府一改前任对苏丹绝对孤立制裁的失败政策，大举介入南北和谈。
那么，美国政府采取的促和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自作主张替南北设置框架，然后强迫各方就范。
它给的框架是：让南方举行公投。
这个框架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它治标不治本，从根本违背了北方的意愿，而且事实上也违背了南方领导人的意愿。
自第二次内战之初，领导南方军队的加朗从大局出发，一直强调南方抗争的目的不是脱离苏丹，而是建设一个“属于所有苏丹人的‘新苏丹’，缔造反对种族主义和部落制度的联邦政府”。
为了这个理想，他甚至不惜和坚持完全独立的南方其他领导人翻脸，这才导致了内战第二阶段的一系列挫折。
2004年，加朗访问联合国和安南交流和平计划
作为具有战略眼光的南方政治家，加朗深知脱离苏丹并不能让南方发展得更好，只会让双方都陷入更大的困境——如今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只有消除分歧、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把包括南方在内的苏丹建设得更好。
但是，急于求成的美国只想治标而治本，上来就给出“唯一答案”，然后软硬兼施，利用“非敌即友”的反恐口号威压各方必须立刻接受，完全不考虑这种方式会不会为今后造成更大问题。
最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伊加特组织的斡旋下，2005年1月，苏丹北南双方采取折中方案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约定南苏丹将在六年过渡期之后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独立。
为防止分裂，加朗还特别在协议中加入一条：
如果南北内部在独立公投中发生分裂，则南北双方将组成39000人的联合部队予以制止。
2005年7月，巴希尔签署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时期宪法，加朗以第一副总统身份带领多名南方高级干部加入团结政府，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维护民族团结、建设强大苏丹的理想。
至此，这场从1983年开打的非洲历史上最长内战宣布结束。
2005，和平在望
如果事情照这样的势头发展，那么苏丹的前景也还是光明的。
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就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当月底，2005年7月30日，加朗乘坐的直升机在南方与肯尼亚交界附近发生事故，加朗不幸离世。
加朗的离世对于苏丹民族团结进程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后双方又不断发生摩擦，甚至在2007年10月发生了南方全体阁员退出团结政府的事情。
好在巴希尔总统还是能够维护大局的，在他的主持下，苏丹和平的总体局面得以维持，2008年1月，苏丹政府履行协议，完全撤出在南方的军队。
尽管巴希尔如此勉力，加朗的离世还是让南方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偏转。
离开了这位为统一团结新苏丹奋斗一生的政治军事领袖，南方主张独立的声音迅速放大，而关于独立是否真正有利于发展的理性讨论却反而消失了。
六年之后的2011年1月9日，苏丹南方如期举行独立公投，98.83％的选民支持独立。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建国。
南苏丹独立后，发展历程果然如加朗生前所预想，在共同抵抗北方的共同利益诉求消失之后，内部的丁卡人和努尔人等族群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甚至各族群之间也陷入无限细分的族群纷争中，最终跌入全球最不发达的行列。
而苏丹则因为被带走了赖以生存的75%的石油资源，经济重建举步维艰，最终引发至今不断的动荡。
这就是治标不治本方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04
南苏丹独立后至今
南苏丹独立后，苏丹国土面积顿时减少62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1024万，从非洲第一大国退到第三大国。
但是，这并非就是苏丹的全部损失。
就从美国大举介入苏丹南北和谈时起，另一场同样残酷的动荡开始萌发于苏丹的西南部——当年被大英帝国强行纳入苏丹版图的达尔富尔。
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达尔富尔的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就此起彼伏。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干旱又加剧了彼此间的生存竞争，此后双方冲突演变为类似南北苏丹的种族、资源和外国介入式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关于南苏丹问题一刀切的处理方案，无疑给达尔富尔局势火上浇油。
2003年初，达尔富尔要求独立的部族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安全和经济利益为由，对政府军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袭击，达尔富尔危机爆发。
此后，达尔富尔危机迅速升级，最终成为一场30万人死亡、270万人流离失所、40万人沦为国际难民的大型地区灾难。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政府固执己见，无视国际社会在缓解局势上的努力，肆意采用无限制的经济制裁等手段，企图再次将自己的方案强加到苏丹头上，并要求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必须配合它，为国际社会携手解决问题制造了巨大困难。
举个例子，2007年4月29日，苏丹、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非盟、欧盟、阿盟和地区国家代表召开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黎波里共识》，支持联合国和非盟组成混合维和部队的维和方案，达尔富尔问题终于迎来全面缓和的转机。
但是，就在国际社会正准备实施该方案的时候，5月29日，美国政府却自行宣布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经济制裁，使得和平进程节外生枝。
又比如2014年，美国政府以法国银行巨头巴黎银行不顾美国制裁支持苏丹政府等为由，向其开出88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把唯我独尊的做派演绎到极致。
尽管出现这些干扰因素，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虽然至今还未得到完全解决，但已经明显得到降温。
在这其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对苏丹拥有正面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对局势的缓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2007年11月23日，中国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135名官兵，就作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部队启程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此后，我们这支部队以卓越的业务能力和维和贡献，连续荣获联合国授予的和平荣誉勋章。
中美之间，谁才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答案不言而喻。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达尔富尔危机呢？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苏丹军事政变的其中一个当事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就是达尔富尔危机期间巴希尔总统将达区阿拉伯民兵武装改组而来的准军事组织。
第二个原因则更为根本，那就是这场危机重创了苏丹的元气，使得苏丹在南苏丹独立之后更加无力走出困境，最终一步步走到今年的局面。
自从2011年南苏丹独立之后，苏丹经济一落千丈，外汇收入快速下滑，政府财政连年入不敷出。
到了2018年，苏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巴希尔总统多次重组内阁，并实施各种经济措施挽回颓势，但仍收效甚微。
2018年底，苏丹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80%，各种基本生产生活物资全面短缺，社会不满情绪严重，最终于12月份爆发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
2019年4月11日，苏丹军方发动政变解除巴希尔的总统职务，随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放弃原先支持巴希尔的立场，与军方联合成立军政府，并设置了向民选政府过渡的军事过渡委员会，由军方领导人布尔汉任主席，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任副主席。
2021 年，因施政不见成效，苏丹军方又扣押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等反对党派官员，解散政治过渡权力机构，成立了新的过渡委员会，布尔汉和达加洛二人继续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位。
2022年12月5日，在国际社会斡旋下，苏丹军方与苏丹多个政治力量签署了框架政治协议，规定了为期两年的苏丹和平过渡时期各种原则性问题，并定于2023年4月1日签署正式协议、4月11日启动新的文职政府，然后军队交权回归国防角色。
按道理，这是一份具有进步意义的协议。
问题在于，该协议还规定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必须并入苏丹军队中，由军方统一领导。
毫无疑问，快速支援部队对这一安排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自己无端就被夺权了，而苏丹军方内部的强硬派人士也不想接纳这支出身不佳的部队，双方矛盾开始公开化。
此后，随着签署正式协议日期的临近，双方矛盾彻底，最终于4月15日爆发冲突，并且是在全国多地大打出手，尤其是首都喀土穆和快速支援部队的老家达尔富尔地区。
由于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着达尔富尔的金矿区，财政来源相对稳定，而苏丹军方则依托苏丹政府，后勤保障同样不成问题，所以这场仗如果打下去，恐怕又是旷日持久的灾难。
因此，目前国际社会应当立刻开展呼吁停火和人道主义支援行动，不能再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而让历史悲剧重演。
毕竟，在这两百年里，苏丹乃至整个非洲，吃它的这个苦头，真的已经够多了。
以上便是苏丹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两百年来，还有无数像苏丹问题一样惨痛的教训一再教育了世界人民：
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天不被消除，我们的世界就不可能稳当地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
而完成这个事业，就是我们的长期历史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