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军官的历史任务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埃及也同样如此，民众对一系列政治团体的放弃标志埃及政党政治走到尽头，对政党政治的放弃意味着埃及民众想要一场革命，一场能够推翻埃及现存制度，解决埃及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革命，这就是埃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社会要求。这一要求侵害了埃及旧政治势力生产的基础，自然得到他们的反对。但是政治生活的原则就在于主权权威。当埃及政局出现结构性失控的时候，民众已经成功地否决了立宪君主制，接下来民众要做的便是创造一个新社会。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时全国混乱的状态使得民众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身便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因为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它，它就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所以这时就需要一个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具有高组织度、与旧政权联系较少并且可以是民众看到在解决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希望的组织，来领导民众。这就是自由军官的历史任务。

（二）纳赛尔的革命哲学

1918年，纳赛尔出生在亚历山大这一埃及第二大城市中，且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和开罗这两个大城市里生活并接受教育的，但同埃及许多城市家庭一样，他家也来自农村并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纳赛尔曾自称：“我是属于埃及小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长子，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月薪约20镑，勉强糊口”。无论纳赛尔是出于本意还是争取民众认同感而说的这句话，都可以看出他重视民众生活水平，并且军官出身的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所以纳赛尔认为他生活在两种革命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种革命之中。

纳赛尔的政治革命是从一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暴君的统治下或者从违反人民愿望而驻扎在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手中，恢复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在这里，纳赛尔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推翻法鲁克的宫廷势力联系在一起，在他思想指导下的自由军官可以说较之前的政治势力有很大进步。华夫脱党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勒斯坦战争之前民众已经对宫廷势力表示失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不影响到与宫廷势力有联系的政治势力，也使得他们在选择宫廷还是选择民众之间徘徊不前。动乱时期的民众往往比政治势力要激进的多，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政治平衡、政治手腕，他们只想着他们的要求。

纳赛尔

而现存政治势力往往是反对革命的，当民众要求对整个系统实行改革，那么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分子、革命家、没有良心的人、空想家和忽略局部的改革。民众的激进和政治家的求稳变成一种矛盾，所以民众变开始寻求比较激进的领导人。纳赛尔所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和民众一样激进，他们中大多数都涉及了议会外的激进主义。如果仅仅更加激进，民众便选择自由军官组织，民众就真成了“洪水猛兽”，成了“暴民”。但并不是哪个政治势力越激进，哪个势力便会脱颖而出，成为民众选择的对象。

前文提到的青年埃及党比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激进的多，但是他们却没有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埃及除了需要政治革命之外，还需要社会革命。在这种革命中各个阶级之间进行斗争；当正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之间占优势的时候，情况才能安定。埃及当时出现阶级斗争是因为历史发展到了这个地处，它只有到纳赛尔所说的应该到正义占优势的时候才能结束，青年埃及党回归传统的思想并不想有效解决埃及的社会问题。

纳赛尔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相反，纳赛尔主义包括：（1）消灭殖民主义；（2）消灭封建主义；（3）消灭垄断，结束资本对政权的控制；（4）建立社会公正；（5）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军队；（6）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第2、3、4和6点都是着重解决民众社会问题的，所以虽然自由军官组织激进性不如青年埃及党，但是民众能看到那个力量能够带来他们走出困境，改善生活。这就是民众在纷乱复杂革命中保持的冷静，或者说，民众的追求你从刚开始就是不变的。埃及民众对解决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希望是不变的，这种不变的追求就导致了民众有一种独立性，有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并没有选择更符合革命激情的青年埃及党，而是选择了自由军官。

（三）起义是一门艺术

起义并不是心头一热就能够发动并取得成功的。起义是一门艺术，第一，不要玩弄起义……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比最大的决心行动起义并采取进攻。纳赛尔的七月革命可以说做到了将起义当成艺术这一点，并获得了成功。

纳赛尔在革命思想成熟之前也并不知道到底怎么拯救埃及。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提到战后埃及面临的局势是：“我国人民现很像一个该走同一道路的商队，但是道路漫长，又遇到了困难和盗贼，并且被海市蜃楼所迷惑；这个商队就散乱了，他们四分五裂。东逃西散，每个人都走投无路。”其实纳塞尔也同样如此，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因为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军人的责任他在没有向清楚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便行动起来，这就是书中所说的“积极行动”。即热情就是“积极行动”。……后来又认为“积极行动”就是埃及领袖们团结起来，采取统一的政策......后又由于对政府腐败无能的失望，便认为政治暗杀是不能不大胆采取的积极的行动。

采取政治暗杀手段时期的纳赛尔可以说是在玩弄起义，想通过几次突然的暴力行动来拯救埃及。这其实有一种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这种“起义”是带有革命理想性，但因为脱离现实很难成功。采取暗杀手段也与纳赛尔本人思想不符，因为这一暴力手段与其童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首先在1926年，年仅8岁的纳赛尔失去了他的母亲。纳赛尔母亲的死亡，使纳赛尔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在以后尽可能避免流血。

纳赛尔在中学时期曾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据说狄更斯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深深印在纳赛尔的脑海中。在未来的革命委员会中，他反对杀戮政敌，因为那本书给他留下了暴力滋生暴力的教训。但是采用暗杀这一方式并不意味着纳赛尔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因为这一暴力手段与其童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是相互矛盾的。首先在1926年，年仅8岁的纳赛尔失去了他的母亲。纳赛尔母亲的死亡，使纳赛尔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在以后尽可能避免流血。纳赛尔在中学时期曾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据说狄更斯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深深印在纳赛尔的脑海中。在未来的革命委员会中，他反对杀戮政敌，因为那本书给他留下了暴力滋生暴力的教训。并且纳赛尔也十分喜欢伏尔泰的思想，称其“冷静而不残酷”。

所以采用暗杀的方式并不是纳赛尔通过深思熟虑而确立的革命方式，而是因为热情而来的一种“玩弄起义”。在一次刺杀之后，当时的刺杀行动与纳赛尔之前形成的思想开始产生激烈碰撞。纳赛尔回忆道：消灭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难道就真能改变我们祖国的前途吗？问题是不是比这更深刻呢？对1952年谋杀侯赛因·阿米尔将军未遂进行的反思更增加了他对以政治谋杀充当革命武器的怀疑。经过思考，纳赛尔从玩弄起义转变成将起义当成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便体现在七月革命中。

首先是起义时机的选择。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什么时候最适合起义？这要看民众情绪的变化和政府的状态。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发展阶段。二战后民众运动从通过多次游行示威让政府下台，发展到运河斗争时期武装对抗英国殖民者和黑色星期六时期全城民众被激化，可以说已经到了建立革命军队这一阶段。同时政府政治上结构性失控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这就是适合起义的时机。

其次为什么要起义，起义并不是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报复，也不是因为仇恨而去要消灭法鲁克国王。起义是为了顺应人民的要求，推翻埃及的政党政治。所以纳赛尔并没有将七月革命变为一种暴力，而是一种革新。是对旧制度宣战，而不是对国王和外国人宣战。正是因为这样，在起义过程中纳赛尔警告任何暴力或破坏行动都将以叛国罪论处。军队轻而易举夺取政权，强化了人们关于君主制和政治精英颓废的印象。在政变成功之后，纳赛尔也力求避免不必要的暴力，而且发布声明：让我们饶了法鲁克的性命并把他流放国外吧。历史将判处他的死刑。历史为什么会判处他死刑？因为埃及已经不是以前政党政治时期的埃及了，埃及已经变成共和国，共和国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宣判了他的死刑。这就是七月革命的艺术，由高组织性的军官发动、团结全国民众、由历史宣判旧制度死刑。顺应历史和民众希望的七月革命，就这样非常顺利的取得了成功，推动埃及现代化的进程。

结语

历史往往有一个怪圈或循环，华夫脱党在一战之后带领着民众进行反英运动，结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影响力开始变大，而后决定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的华夫脱党开始渐渐将注意力放在争权夺利上，忘记了自己是靠着民众的支持，靠着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成长的。相反，为了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竞争，竟然联合英国发动军事政变。完成了它从成长到参政再到变质的过程，民众对于华夫脱党的态度也从支持走向失望，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一环。而后因为华夫脱党让人民感到失望。

“不忘初心”，说的容易，做起来十分艰难，相交于此，因所在位置发生变化而导致立场也开始改变则很容易。领导民众的政治组织力量变大，之后地位发生改变，之后初心发生变化，最后被民众所抛弃。这在埃及历史上构成了一个历史周期，最后这一周期崩盘，黑色星期六之后民众对当时的政治势力都失去心理，埃及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

黑色星期六的惨剧是民众不断积压的怒火的集中宣泄。发生黑色星期六事件说明了政府和民间政党已经控制不了民众运动。在开罗大火中政府整整一天的“消失”，说明政府不能处理或镇压无法控制的民众运动。可以说二战后民众运动是变得越来越激进，最后导致埃及政治的结构性失控。但是为什么民众会越来越激进，不是因为他们要求越来越多，从开始民众的要求就是民族问题为主，社会问题为辅，到后来甚至社会问题被掩盖在民族问题之下。之所以越来越激进是因为没有一个当时的政治力量可以满足民众的这一要求，结果民众就换了一个一个政治力量来领导他们，之后一次次失望，失望之后变得越来越激进。

政府无力解决民众问题意味着当时政府已经不能够在统治埃及了，所以埃及政党政治便出现危机。可以说这一危机是因为民族问题引发，政府无力而使民众激化，民众被激化后使得政府更加无力，开始陷入恶性循环，从而造成整个上层建筑的危机。这其实就是民众宣判的死刑，被历史宣判的死刑。华夫脱党等政治组织的命运其实很像黄炎培和毛主席对话时说的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而主席的回答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跳出这个历史怪圈，之后黄先生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这一感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华夫脱党等政治力量二战后与民众的关系：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当这些政治势力开始争权夺利时，它们与民众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结果走向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