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中西方都有讲说，道德发端于人的内心情感，道德源自人的善良的天性。

一、《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

孟子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意思是，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孟子从人性的前提出发来推导道德、政治理念，孟子的人天赋性善论，即“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即“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二、《道德情操论》：“同情或怜悯，是人的天性”-亚当·斯密

经济学之父，苏格兰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是在西方的伦理道德研究上的集大成者，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是《道德情操论》，二是《国富论》，语言优美、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在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世界来说，影响都十分广泛和深远。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人可以和他人共同感受到某种情感，这种“同情”或者说“共情”的能力，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然存在某些天性，无论他被认为私心有多重，这些天性也会激励他去关注别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别人的快乐变成自己的必需品。他因为目睹别人快乐而感到快乐，不过除此之外，他虽然一无所获，却仍旧乐此不疲。同情或怜悯，就是这种天性，亦即这样一种情感：当我们或亲眼目睹，或浮想联翩地设想他人的痛苦时，我们就会感同身受。”

亚当·斯密认为，当人产生了同情之后，人就会把自己产生的同情和对方实际的情感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一致，就会感到愉悦，如果发现不一致，就会感到震惊甚至痛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分享别人的快乐能让快乐增加，而分担别人的痛苦，能让痛苦减少。而如果痛苦得不到理解，就会更加地痛苦，亚当斯密就说：“幸灾乐祸，是对他人最残忍的伤害。”

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有自利的动机，会夸大自己的痛苦，看轻别人的痛苦，或者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这就会让自己难以和别人的情感保持一致，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当我们在做道德选择的时候，向他请教，根据他的反应来判断自己的反应是否恰当。

三、《论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

人天性中的同情心和共情的能力，以及这个“公正的旁观者”，就是道德规范的来源，当我们服务、服从于这些规范，就让我们产生道德感和义务感。

而道德感和义务感会进一步内化到我们的日常思考和行为中，成为一种稳定的品格，就产生了德性，比如仁慈、节制、正义等等。

而当我们拥有了稳定的德性之后，人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就是说人所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正确，都自然而然地符合道德规范和礼节的要求和需要，在行动上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也用不着有意的努力，做人做事在过程和结果上既符合客观规律，又不会犯主观的错误。

这种以人的天性、人的情感为基础来演化出道德的理论，称为“情感道德理论”，而当代的演化论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都提出了支持道德情感主义的证据，比如哺乳动物，很多就有共情能力，发展出了一些非常朴素的道德规范。

四、《岳阳楼记》：“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范仲淹

人为什么需要和别人感情一致呢？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总是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而其他人就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得到他人的理解、支持、安慰和亲近，是自身有存在意义的表现，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否则一个人总是特立独行，没有同情心和共情能力，就会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亲人和朋友所孤立。而大多数人是非常需要其它人、特别是亲人和朋友，来认可自己的价值的，否则自己就会陷入到失落、无助、迷茫甚至绝望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发展自己的共情能力，这样我们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形成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行为上也会更加关注和遵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规范和礼仪礼节，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有助于社会的和协。

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有不少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其实是非常孤僻、古怪、叛逆和特立独行的，他们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反应，与大多数人都不一致，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实在太强大了，完全不需要其他人来参与，尼采、梵高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不过他们的贡献，超越了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

所以，他们是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讲到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这种智慧、悲悯、自律、奉献的道德情操，确实能带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感动、以及人性和情感上共情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