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年仅12岁的邓颖超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其后的5年时间里，她在这里度过，并逐渐成长为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

1、颠沛的少年时期

邓颖超的父亲邓庭忠是南宁镇台，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母亲杨振德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女子，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自小读书，深得父母宠爱。由于家业衰败，一家人从长沙流落到广西谋生，不久父母先后去世，14岁的杨振德开始了独立生活。

为了谋生，她学习医学，靠给人治病生活。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11个春秋之后，25岁的她与邓庭忠结婚。邓庭忠妻子早故，留有3个儿子，与杨振德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玉爱，学名文淑。在母亲的坚持下，邓文淑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缠足。

然而，幸福的童年在邓文淑3岁时便戛然结束这一年，邓家惨遭横祸，在官场争斗中，邓文淑的父亲成为牺牲品，被流放到新疆充军，3年后在新疆暴病身亡。从此，孤女寡母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她们先后到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寻找生活出路，邓文淑一方面不放弃读书，另一方面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分担生活重担，幼小的邓文淑跟随母亲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1913年，杨振德来到北京一所平民学校任教，年近9岁的邓文淑在这里读3年级。学校的全名是“中国社会党北京附设平民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场所，教职员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和社会党党员，思想比较进步。

在这所学校，母女俩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其中给童年的邓文淑留下深刻印象、对她以后的成长发生影响的，是她的老师、平民学校校长陈翼龙。

陈校长在学校里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到反动政府的杀害。杨振德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参加了革命党同事为陈校长组织的安葬活动。这年夏天，邓文淑随母亲再次回到天津，直到1925年离开这里到广州，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15年，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一年，张伯苓代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千里也随同前往，任学校学监并执行校务。

马千里是一位新潮、热情、亲和的教师邓颖超曾这样回忆：

他在南开中学任教的时候，对于学生亲如手足，没有师生之分，凡南开中学学生所有的课外活动，如讲演会、各种运动会、出版报刊，以至话剧的演出，他都支持并积极参加，有时出现师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谈(指1911年马千里在南开表演新剧，粉墨登场扮演女角)。他到女师来任教时，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非常真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马千里的倡导，进步思想得以在女师传播，学校里也充满着一种自由、向上的风气，邓颖超在这里开始贪婪地吸收新知识，寻觅救国救民的道理。

这一时期的南开中学已享有盛誉，学生活动也非常丰富。

邓颖超对南开学生创办的《敬业》、《校风》两份刊物，极感兴趣。刊物主要揭露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腐败，呼唤青年学生奋起革新改造，在当时天津学生中很有影响。

2、五四时期的初识

在这些活动中，周恩来逐渐开始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人物。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由于母亲早逝，伯父和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在家的三叔父又是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年幼的周恩来便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但困苦的少年时期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形成了坚强的性格。

12岁那年，周恩来被伯父接到东北读书，他每天坚持在凛冽的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形成了强健的体质。

独立的个性，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外向的性格，极强的组织能力，感情丰富而决不软弱，这些都形成了周恩来富有魅力的性格特质。在大伯父的资助下，他于15岁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南开大学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学费昂贵，但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与当时许多死气沉沉或放任散漫的学校不同，具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周恩来在南开学习的4年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爱国进步报刊，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敬业》是周恩来与同学发起组织的“敬业乐群会”的会刊，由周恩来主持并负责编辑工作。

一次，周恩来发表的一篇讨论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一些保守人士的攻击。邓颖超大胆地给素未谋面的周恩来写信，以示支持。

虽然历经磨难，穷困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并没有令邓颖超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相反，在母亲的鼓励下，她磨砺得更加坚强。她意志坚定，性格开朗，善于雄辩，在女师学生中是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她和张若名、年长10岁的郭隆真等同学一起，先后发起筹建了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经常举行各种活动，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局，讨论男女平等、民主自由这些当时青年学生探讨的问题。五四运动爆发前，在天津著名的女子学府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里，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已逐渐形成。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刘清扬、郭隆真和邓颖超等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和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当时，刘清扬已经是严氏女学的教师，而郭隆真、邓颖超等还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从北京掀起的五四风暴席卷了天津城，她们联合女师同学立即投身到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并很快成为全国女界乃至整个运动的领袖，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成为天津乃至全国妇女运动的核心。

5月25日，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六百多人，除了青年女学生、女教员外，还有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十三四岁的小学生”。在这次会议上，刘清扬被推举为爱国同志会的会长，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被选举为评议委员，郭隆真还担任了讲演队的副队长。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成立，第一次将天津的爱国女性聚合在一起。它的宗旨是“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

与此同时，女界爱国同志会尤其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譬如男女自由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等等。女界同志会还采取了组织演讲、举办女子学校、出版刊物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进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育和爱国宣传。

为了使爱国宣传更加深入妇女群众，她们组织了家庭讲演队。起初到居民家中讲演时，有些人闭门不开，有的见到她们就躲了起来，使她们碰了不少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局面逐渐打开。

3、觉悟社的社友

五四运动中，由于爱国学生的激进行径，北洋政府逮捕了一些爱国学生。但是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9月初，被捕学生得到释放。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郭隆真和张若茗等商议，把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两个团体合并起来，组织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两个星期后，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各自推出10人联合组成觉悟社。

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邓颖超等女界领袖参加，周恩来等也都鼎立加盟。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这20个青年男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从此，觉悟社诞生。

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

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他们还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觉悟社一成立，便明确宣布，男女不平等等不合乎现代进化的东西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成立时，觉悟社通过了女会员的提议，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人数的平等。

在最初的20名会员中有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名等10位女会员，以后的新社员及社友男女均按1比1的原则吸收，在干部选举上，也采取了男女对等的原则，以充分发挥女社员的作用。

就在觉悟社成立后不久，在辛亥革命起义日，天津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遭到警察镇压，不久，福州发生惨案，为催促政府尽快处理问题，天津学联成立并在其后两个月内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1920年1月，天津学生再次进行请愿活动，邓颖超、刘清扬、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觉悟社成员中周恩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被推举为代表，与省长谈判，但很快遭到军警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为抗议反动军警，寻求支持，刘清扬于第二天即南下南京、上海，通过当地学联组织召开会议。

长达半年时间的监禁以及与反动政府的斗争，使觉悟社里这些年轻的知识青年认识到，仅靠个人和小团体的力量是难以完成改造旧中国、挽救中国危亡的任务的，只有对各种团体进行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4、独自斗争的日子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李景福等197人乘法轮离开上海去法国。

当刘清扬她们远赴法国留学时，邓颖超，这位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锤炼，年仅16岁的女孩子，也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由于费用问题，她未能和她的同学一样远渡重洋，而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小教书。两年后，邓颖超重新回到天津，又一次开始从事妇女运动，之后，她迅速成长为天津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2年8月，邓颖超应聘到天津达仁女校任教，这是一所私人开办的学校。

1921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天津民族资本家乐达仁想出资开办一所国民女校，培养具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因景仰马千里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行为，希望请时任《新民意报》总编的马千里担任学校校长。马千里一直主张妇女解放，慨然应允。经过4个月的筹建，学校正式开学。

1922年4月，恰逢邓颖超等来天津参观，马千里遂请她们来校任教。达仁女校的教师大多是原觉悟社的社员、社友以及一些女师毕业的高才生。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充溢在学校里，使这所学校逐渐成为聚集进步人士、从事宣传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天津妇女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颖超来到天津后，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始组织天津的妇女运动。之后的几年里，她发起组织了妇女运动同盟会天津支部，联络天津各界妇女，开展女界请愿活动；成立女星社，创办杂志广泛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从而掀起了天津妇女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1923年4月6日，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觉邮》上刊登了邓颖超撰写的文章，文章以激愤的笔触和沉痛的哀思悼念自己的同班同学张嗣婧。

张嗣婧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爱国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毕业后，在天津一所学校任教。然而，在包办婚姻的压迫下无法忍受折磨，最终哀恸去世。她的人生悲剧激起了时人，尤其是天津女权运动者的极大关注。得知她的死讯后，邓颖超立即主持直隶支部召开评议会，决定为她举行追悼活动。

由邓颖超主编的《觉邮》杂志也因此提前于4月6日创刊，在创刊号上，邓颖超发表了《宣言——为衫弃的死》(张嗣婧在觉悟社的排号是37)。

这时的邓颖超因为张嗣菁的惨死，对于婚姻、恋爱、感情、理智和信仰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几年来，她与旅欧原觉悟社成员时有书信往来，尤其是与周恩来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在不久前邓颖超创办的《觉邮》杂志上，还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寄给她的信。

5、期待重逢的日子

在觉悟社内，他们曾经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她欣赏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革命事业不懈追求的精神；而她的热情、勇敢以及淳朴端庄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时，在邓颖超的情感世界里，还没有男性走进她的内心。

这是一个既富于理智又充满热情的女性，在领导天津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的同时，她似乎在克制着自己情感的闸门。然而，从这一时期邓颖超发表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少女倾吐的情愫、善感的内心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一年以后，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自法国的求爱信。

由于信仰的差异，这时的周恩来选择了和张若名分手。周恩来认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多年后，周恩来讲到他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

“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她不合适。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的。”

在了解到周恩来和张若名分手的情况后，经过慎重考虑，邓颖超同意和他确立恋爱关系。

接着，他们通起信来。在法国和中国北方的天津，爱情通过文字开始在两个年轻人内心逐渐浓厚，共同的理想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24年的天津，妇女运动在邓颖超、刘清扬的带领下掀起了高潮，由她们组织创办的杂志也开始引起广泛的反响，这一年，邓颖超在天津参加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担任特支宣传委员。

如果说之前，邓颖超及女星社开展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把注意力聚焦在知识女性上面，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那么，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人，她开始把妇女解放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上海纱厂女工的罢工活动，邓颖超领导女星社给予声援和连续报道，同时，邓颖超还与女星社社员到天津各大纱厂，调查研究工人状况，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女工的阶级觉悟。

1925年3月，邓颖超成为中共党员，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这一时期，在中国南方的上海，当向警予通过国民党妇女部联合各界妇女组织，开展广泛的妇女运动时，天津的邓颖超也逐渐成熟起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入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邓颖超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并响应中共号召，投入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浪潮中。6月10日，她被选为代表天津80多万民众的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

从6月14日至6月底，半个月的时间内，她先后组织了4次十万、十几万、二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及声援五卅运动和各地罢工的斗争中，邓颖超也有意识地注意工运与妇运的结合。

天津的革命斗争使邓颖超成为卓越的领导人，也因此成为反动当局追捕的对象。考虑到她和周恩来的恋爱关系，党组织商议，决定要她火速南下，到广州去工作。

6、革命伴侣的一生

此时的周恩来已从法国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然面，虽然已回国一年，繁忙的工作使两人天各一方，无暇相见。

1925年7月，邓颖超离开盛夏的天津，南下另一块革命斗争的热土——广州。

途径上海时，她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发表演说，号召各界妇女“抛弃向来偏重职业、参政、婚姻等局部运动，参加民族独立运动”。通过总结妇女运动的经验，她指出，今后的妇女运动应跳出女权运动、女子参政运动的狭隘圈子，把争取自身解放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全国妇女应有严密之组织”的意见。

8月8日，27岁的周恩来和21岁的邓颖超在广州一间简朴的小房子里结为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在当时来庆贺的张治中眼中，邓颖超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一位政治上成熟、举止落落大方、讲话条理清楚的革命者，是和周恩来珠联璧合的一对。

婚后甜蜜的生活是短暂的，严酷、复杂的斗争形势使他们很快就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周恩来重返前线，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邓颖超也继续从事领导妇女运动的工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在广州，邓颖超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和广东省妇女部长何香凝秘书的身份，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运动。在其后的国民革命斗争中，邓颖超与何香凝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邓颖超一直陪伴左右，给予何香凝以极大的精神安慰。

就在邓颖超积极领导广东妇女开展解放运动的时候，广州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由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也开始掀起反共逆流，抛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

周恩来接受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开展中共组织工作。这一年年底，北伐节节胜利，武汉光复，何香凝领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

此时的邓颖超已怀有身孕留在广州继续开展妇女工作，她的助手是陈铁军。

然而，更大的动荡接踵而至，在上海，蒋介石于1927年4月开始了对工人和共产党员残忍的大屠杀。与此同时，身在广州的邓颖超也在遭受人生中重大的磨难。3月21日，她正在痛苦中迎接孩子的到来，然而因难产，孩子不幸夭折。丈夫杳无音讯，丧子之痛和虚弱的身体，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使产后的邓颖超面临着人生最严峻的考验。